贸易摩擦对战后日本现代化进程的影响
二战后，日本现代化进程进入了新的阶段。20世纪下半叶，在日本经济高速增长与崛起的过程中，出口导向型模式使其对美贸易顺差持续扩大。美国为了缩小对日贸易逆差，不断升级贸易争端，频频对日施压，要求其限制出口并开放国内市场，由此引发两国贸易摩擦愈演愈烈。如何应对美日贸易摩擦，成为二战后日本现代化进程中难以回避的一个重大问题。美日贸易摩擦始于20世纪50年代，在20世纪80年代达到高峰，20世纪90年代趋于淡化。其演变过程呈现出从劳动密集型产业蔓延至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从制造业领域延伸至服务业领域，从限制日本对美出口发展为开放日本国内市场，从产业层面摩擦升级到宏观层面摩擦的多维度演变态势。
贸易摩擦的缘起与演变
二战结束后，日本确立贸易立国战略，以出口导向型模式促进经济发展，日本对外贸易不断扩大。借助劳动力成本优势，日本大力发展纺织业等劳动密集型产业，对美出口日益增加。20世纪50年代中期，日本遭到美国针对纺织业的反倾销诉讼，美日贸易摩擦自此拉开帷幕。
随着日本产业结构的调整，美日贸易摩擦的焦点，由劳动密集型制造业逐渐转向资本密集型制造业和技术密集型制造业。20世纪60年代，日本在对美贸易中开始保持顺差，美日在日本主要出口产业数次爆发摩擦，从最初的纺织品扩大到钢铁、家电等领域。20世纪70年代，在经历两次“石油?；焙?，日本节能省油型汽车在美畅销，加剧了美日贸易收支不平衡，美日之间爆发了更为激烈的汽车领域摩擦。此后，摩擦继续升级，20世纪80年代高峰期间则进一步集中于技术密集型和知识密集型制造业，如半导体、通信设备、医疗器械等产业。
随着美日贸易不平衡继续加剧，摩擦所涉及的部门和产品越来越多，美国则陷入财政收支与经常项目收支“双逆差”的局面。美国政府认为，仅针对日本某种产品进行制约的传统方式已经不能奏效，美日贸易摩擦从产业层面发展到全方位的综合冲突。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美国将减少贸易赤字的重点从限制日本某一产业出口转向对日本进行综合性限制、打压，并要求日本开放市场。基于此，一方面，美国与日本等国家签署“广场协议”，促使美元对主要货币贬值，以提升美国产品竞争力。另一方面，美国要求日本消除非关税壁垒，放宽市场准入，让更多的美国产品进入日本市场。
在里根政府时期，美国启动“市场导向型个别领域谈判”，要求日本在电器通信、林业产品、医药医疗器械及电子计算机等领域放开市场准入标准，扩大对美国产品的进口。1988年美国通过综合贸易与竞争法，导入“超级301条款”，使日本全部行业处于贸易制裁范围中。此后，1989—1990年，布什政府启动“美日结构性障碍协议”谈判，要求日本在经济制度、社会习惯、企业文化、商业行为、储蓄模式、土地政策、流通体系等多方面作出调整，以改善双方“结构性障碍”，美国试图从宏观经济制度和政策层面迫使日本作出让步，以解决贸易摩擦的问题。
到20世纪90年代，克林顿政府继续在“美日经济框架对话”下对日本提出改善市场准入、提高透明度等要求，但随着日本泡沫经济崩溃后经济陷入长期低迷，同时新兴经济体快速发展，美国贸易逆差的来源结构发生变化，美日贸易摩擦逐渐退潮。
日本对贸易摩擦的应对
在长达几十年的美日贸易摩擦中，日本采取过一系列应对措施，既包括较为被动的规避摩擦，也包括主动的转移矛盾和经济产业结构调整。
规避摩擦。自主出口限制是日本规避美日贸易摩擦的主要手段之一。自20世纪50年代开始，日本先后与美国签署多项自限协议，包括纺织品协议、钢铁协议、机床协议、彩电协议、汽车及零部件协议、半导体协议等，主动对出口产品的数量与金额进行限制，从而缓解贸易摩擦的压力。直至20世纪80年代，在美日贸易摩擦最集中的各个行业，日本几乎均采取过这种方式。
同时，鉴于市场准入问题引发多次美日贸易摩擦，日本采取逐步开放市场，降低关税和减少进口审查等非关税壁垒的措施。在1986年签订的美日半导体协议中，提出要改善日本市场准入，促进日本增加对国外半导体产品的进口，尤其是提高美国半导体产品在日本市场上所占的份额，在 1991年签订的第二次协议中甚至明确提出将这一份额提高至20%。至20世纪90年代末，美日累计签署几十项关于市场开放的贸易协议，涉及农业、制造业、服务业、高科技产业等不同领域。
转移矛盾。日本对美出口顺差大、经济依存度高是美国挑起对日贸易摩擦的主要原因?；诖耍环矫?，日本逐步增加对美国市场特别是汽车产业的直接投资。三菱、本田和丰田等众多日本汽车公司赴美国投资建厂，通过收缩对美国汽车出口，在美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缓解美日在汽车领域的激烈贸易摩擦。在这一策略引导下，虽然日本严格遵照汽车自主出口限制，但日本在美国汽车市场的份额却从20世纪80年代初的20%左右提高到20世纪90年代初的30%左右。
另一方面，日本从“出口立国”战略逐步转向“投资立国”战略，鼓励企业海外投资，由“出口”向“出?！弊?，促进对外投资和出口的多元化发展，降低对美国单一市场的依存度，转移美日贸易摩擦的压力。日本逐步将高耗能、低附加值的产业进行转移，在海外形成生产基地、销售基地和出口基地，对美国市场的直接依赖程度逐渐下降。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日本海外产值超过出口总值，日本对美国的贸易顺差被分散至投资东道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日本在美国贸易逆差中的占比不断下降，原有的摩擦点被弱化。
调整结构。为提升应对贸易摩擦的能力，日本在国内加快产业升级，优化产业结构。从美日制造业摩擦的演变过程可以看出，从以纺织品为代表的轻工业，到以钢铁产业为代表的重工业，再到以彩电为代表的加工组装业，最后到技术水平更高的汽车、半导体和电信行业，几乎每十年左右日本产业结构就会出现一次升级。通过引进技术、结合实际、改良开发、自主创新的流程，日本不断调整产业结构，立足于未来发展支柱产业。20世纪80年代，虽然日本在与美国的贸易摩擦中多次实施自主限制出口措施，但日本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和市场占有率仍不断提高，说明日本在限制摩擦领域产品出口的同时，又有其他新产品出口到美国。
同时，在签署“广场协议”后，面对贸易摩擦的威胁和日元升值的巨大压力，日本政府开始着手调整经济结构，由“外需主导型”向“内需主导型”转变。1986年和1987年，日本政府先后出台“前川报告”和“新前川报告”，计划从供给和需求两方面调整经济结构，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在需求侧，以扩大公共事业投资、促进民间消费、改善住宅建设和缩短劳动时间等措施作为扩大内需的对策。在供给侧，改变过去追求数量的生产方式，发展知识密集型产业，适应消费需求高级化。通过减少国民经济发展的外部依赖性，消除国际贸易摩擦的威胁。
贸易摩擦对日本的影响
纵观历次美日贸易摩擦，大多是以日方妥协收场，在纺织品、钢铁、半导体、汽车等多个产业领域中，日本都曾作出过让步。由于日本在美日同盟关系中的从属地位，即使当时已经成为第二大经济体，面对美国的施压，日本作出让步也是不可避免的。在谈判层面，日本采取的诸多规避、补救乃至局部反制手段，在一定程度上发挥出战术性作用，缓解了来自美国的贸易摩擦压力。同时，日本还试图抓紧时间，稳住自身经济基本盘，增强自身抵御外部经济压力的能力，包括积极推动产业升级、调整经济结构等，从而为应对贸易摩擦争取空间及筹码。这些政策也成为以后日本应对国际经贸环境动荡的重要经验。
然而，美国发起的贸易摩擦，不仅是针对贸易收支不平衡的争端，更是着眼于维护其国际经济及科学技术地位，将日本视为战略对手而非盟友进行打压，乃至运用各种强硬手段进行干涉。当双方贸易摩擦涉及的产业逐渐由劳动密集型产业延伸至资本密集型产业，再至技术和知识密集型产业，美国不再满足于日本的局部妥协，而是更积极地运用各种工具，在各个领域乃至宏观经济层面对日本开展“全包围”，力图根本遏制日本经济发展通道。这也是二战后美国经济霸权的一贯鲜明反映。
尽管日本运用多种方式进行周旋、抵抗，还是付出了沉重代价。比如，日本一度技术领先、前景远大的半导体产业遭到重创，其国际市场份额最终被美国以及韩国等国企业占有。如今日本半导体产业仍在制造设备和关键原材料上有优势，但整体竞争力已经难以与当时相比。另外，日本的宏观经济政策也在重压下出现失误，为强行降低外贸依存度，增长动能转向内需的过程过于急躁，结果内需和外需都没有起到支撑经济发展的作用，反而在加重对固定资产投资依赖的情况下，导致资本过热和房地产泡沫持续增长，最终为20世纪90年代泡沫经济的崩溃，以及此后长期的经济低迷埋下重要伏笔。
?。ɡ丛矗骸堆笆北ā?025年4月4日第7版；作者：李清如，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